【礼赞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】风水堪舆专家——杨建鹏

一、易经文化哲学是超存在哲学

超存在哲学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同，萨特认为包括人的”存在”在内的所有的“存在”，都是偶然的,是偶然发生的事物。但这并不是说,物质的宇宙杂乱无序,毫无规律和法则可言,也不是说科学对物质世界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完全虚幻,不可信赖。而只是说,无论对于人还是物质的宇宙来说,都没有任何先定的东西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事先决定事物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。同样,我们也没有理由事先决定人应该这样，而不应该那样。

面对生命的意义,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提出的途径是宗教信仰;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则认为应该行动起来，为自己争得生命的意义,创造自己的价值，希望有所帮助。在这里，“存在主义”是把“人”的个体认识能力，与人类的集体智慧，剥离了，与超存在主义的易经哲学整体宇宙生命观相悖，但这恰恰便是易经“超存在主义哲学”的出发点，酝酿形成了“道德伦理”与“认识论”、方法论之间的融合，建立了“道与德一体化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坐标系。 

因此说，依照西方的“存在主义”哲学，要等到了环境污染以后，再亡羊补牢。相比之下，中华民族的易经文化，乃是“超存在主义”哲学，是“经天纬地”的“第二造物主”——是提前给命运和环境“改局”，让其“变易”成为世界文化的“制高点”。

二、上古伏羲画卦的出发点是天道信仰

勿庸置疑，上古伏羲画卦的出发点是“天道信仰”。但自颛顼帝绝地通天起，人神开始分离。文王演卦后卦字也开始分离，以术御道盛行。汉章帝时《白虎通义》致使三教分道扬镳，儒释道开始分离，道术自此彻底分离。佛教从此演变成逃避现实的“释家”，道教则演变为逃避现实的“道家”，儒学则沦落为专为统治集团服务的“奴才”。然而，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危机感却让我们中国人把“儒、释、道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骨干内容，却忘记了群经之首的易经才是我们的根文化，才是最值得国人发掘和弘扬的东西。

要知道，现有的儒学体系均来源于东汉王朝的《白虎通义》，道教正一派的宗教形式出现在三国以后，道教的全真教为元王朝的王重阳创建，由丘处机弘扬光大，要比周王朝迟到一千多年。尤其是佛教作为印度文化一部分，进入中国后已被本土化和被改造成了异质佛教，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多大影响。相比之下还不如戊戌变法开始的中国人改良主义、孙中山同盟会开始的革命文化对于中国影响力巨大，不如中国共开启的斗争哲学、无产级专政、苏党国一体苏维埃政权红色文化基因贡献直截了当。

迄今为止的历史考证表明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，与秦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的“一言堂”和更加恶劣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相比，则完全彻底的再一次把易经文化的“道”与“术”分裂了，让“玄道”空谈误国，让“术”无所不用其极。弱肉强食，丛林法则，历代造反者提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杀人放火打天下。陈抟曾主张易解三教，无可否认，春秋战国之后的儒释道存在着“文明断裂带”，只有“易经文化”一以贯之，是三教的融汇点和契合点，是揭开中国文化三教合流之迷的“金钥匙” 。 

三、对全息概念的界定与解读 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面，“全息”一词解释为:“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时的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。”这样的定义，对于“易经文化”的伏羲全息卦及其阴阳双系统方法论，是明显的不够用了。因为，物体与“超存在”的人类行为变化，是根本不同的。易经文化，首先就是着眼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，并不是“物体”的自在状态，而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力及其引发大自然的变化。

因此，在全信息卦文化即文字和数字还没有出现之前，中国古人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法，也叫卦数字一体的格物致知法。把“易经”当成一个全信息大系统，首先是承认和确认上古易学经典之作的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的龙头老大的地位，近代以来流传最广的《周易》仅为体系末尾的尾巴，从此以后都是“易学今学”而非古易。本书讨论的主题就是“易经”的八卦六爻预测方式方法背后的“文化”与“哲学思想”问题。 

第一、明确反对“让科学来当人类文明的警察”，用“科学主义”扼杀“文化”的独立性和生命力。在真善美三者中，科学为真，信仰为善，艺术为美。故真并不等于善，善并不等于美，绝不能允许科学跨界去整合善与美。

第二、五四运动以来的“科学主义”概念被泛滥成灾，把“真善美”当中的“真理”与“科学”直截了当的对应以后，居然要极端化的使用“科学”那种实验室检验标准，来把“文化”代表的“善良”，和“艺术”代表的“美好”进行阉割，让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间发生“科学否定善良、美好”的闹剧。

第三、中国文化，拥有数千年的传统、民族“基因”，为什么要被西方舶来品的仅有数百年历史的“科学”进行“审判”呢？科学不能做为压制“文化”、“艺术”的警察和法官，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，是彼此承认独立性生命力的前提下，相得益彰的。

第四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拥有中国精神，一定要保持“文化”的神圣不可侵犯独立生命力，不能把“中国文化”看成为“西方科学”的奴婢丫鬟。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面，没有“科学”充当警察的必要性，也没有“真、善、美”三者当中，哪一个是可以审判其他二者的法官。 

第五、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，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大力推崇，注定了“科学主义”以“实践检验真理”的金字招牌，把“文化不是科学”的“人文社会、艺术美学”独立性抹杀了。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间并不是“科学真理赢者通吃”的“一言堂”，而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，应该追求相得益彰，合作共赢。

第六、真善美的共同目标就是让人类拥有良知和幸福。为什么在欧美发达国家并没有“科学兼并重组了文化”的局面？原因是在哪里没有神仙皇帝一统天下，科学家与艺术家、文化人在每一个西方国家的科学院平起平坐，在诺贝尔奖当中文学奖和物理学奖、经济学奖是含金量一视同仁的。

第七、在古今中国，科学跨界把文化压制成为奴仆，并不是科学家的恶作剧，而是官本位体制需要科学作为“一技之长”的器物，成为第一奴才。然后让第一奴才去把“文化”这个最容易怀疑贪官污吏的“跃跃欲试造反派”坏东西，给打翻在地，以“科学”的标准把文化和艺术，永远的钉在“奴才坯子”的吹鼓手位置上，坚定不移的不允许奴才当家做主。所以，科学只是替罪羊，而由儒教鼓吹的官本位体制才是祸根子。

四、中国卦字的历史将中国文明提前至一万年

2017年11月8日，中国元首在北京故宫，给美总统川普讲中华文明五千年。川普回答说埃及文明八千年前就有了文字。但事实上，中国卦字作为汉字起源，在时间上要比埃及文明要早一两千年。特别是8000年前通过伏羲五爻生成的卦字，为包括古埃及文字、苏美尔文字和腓尼基音标文字在内的世界通用符号之母，并由此可推演全世界所有的文字。这证明了地球人类文明在文字语言起源上同源同根。

因此，我们隆重推出《大易经：中国卦数字文化探源》这部六十万字文化哲学巨著，为中国文化探源，为人类文明寻根。本书全方位的演绎了上古华夏文明，是如何在其源头活水——易经文化中，是怎么样生成后来的诸子百家的，以及怎么样在“道”与“术”，“道”与“德”的分分合合中，形成良性互动，以及在循序渐进中，不断地提升和净化自身的。  

首先，易经文化不同于西方科学与文化的“解剖学思维方式”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。易经文化的“全息”优势，或者说“整体全方位”思考的方法论，是对于“智慧”而非“逻辑局限性”的定格，这对人类的认识来说至关重要。这也是“易经文化阴阳全息之”优势最容易被人所误读和误解的地方。其原因是“全息”一词来自于西方科学技术的“照相机拍摄照片”，给人以出自西化语境的假象。故造成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中国学者张颖清教授，所提出来的“生物全息律”理论，一直都没有获得全世界科学领域的承认，在权威性的鉴定直到2017年底也是一片空白。所以，如何界定“全息”概念，是关系到现在的伏羲易经“全息卦”和“全息经济学”的敏感性关键环节，我们不应该回避，只能是迎难而上，攻坚克难。 

所以，易经文化并不是局限在人们容易误解的“预测算卦”，或者说算命先生、风水师的“天人合一”之“感应”。恰恰相反，易经文化的“底色”乃是世界观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“格式化”，或者说用“井”字格仰观天象和俯查地理“格物致知”的网格法认识宇宙生命的方法。并由此演绎和推导出一整套中国人独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观。这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观不仅规范着中国特色的“道”与“术”，也规范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。因此，大易经并非是“周易预测”那种雕虫小技的“术”，而是治国平天下的“道行天下、德耀中华”的道术合一的人类终极智慧。

遺撼地是，自周文王演卦之后，卦字产生了分离，易经从“道术合一”下降到了“走江湖”的山野一介草民状态，失去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力。中国人能够从古到今血脉绵绵不绝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将“阴阳平衡”和“物极必反”的易经文化当作改天换地、改朝换代的天理。天理难抗啊，故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拥有的精神支柱，就是“易经文化”之光照日月的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，以及“自力更生”与“奋发图强”的信念，亿万子民坚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 

五、易经文化的方法论。

众所周知，易经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学术界公认的一大难题，自古流派繁多，争议不断。尤其是对史前易学的研究方法，因参考资料的极度匮乏，至今尚无定论。从研究方法上来说，大致可分为疑古派与信古派、庙堂派与江湖派、象数派与义理派、以及中西结合的改良派与转型派等等不一而足。

从其研究特点上来看，又大致可分为官学与民学两大阵营，民学主攻，官学主守。历代官学均以儒家义理派为主，一般比较保守，比较沉闷，主张述而不作，严格以汉儒独尊的《周易》为参照系解读易学，并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。

总得说来，在两大学派的竞争中，官学儒家义理派虽然在学问上相对浅显易懂，却始终占据着上锋，并牢牢掌控着话语权。民间道家象数派虽然人才济济、十分活跃，其间高人辈出。但由于研究者比较分散，学术传承仅靠师徒一脉单传，恪守“得易前一位，永世不传人”和“天机不可泄露”的祖训，相对与世隔绝，故大多因湮没而失传。即是他们有通天本领，也很难为普罗大众所学习和掌握。

更为恶劣地是，自东汉以后，汉章帝刘恒出于维护皇权永固的目的，制订和实施“道术分离”的愚民政策，有意弄虚作假，将上古道术合一的《连山》《归藏》，肢解整合成为道术分离的《周易》。故自东汉之后，传世1500年的《周易》实为汉易，而王弼版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也同样如此，实为汉儒的杰作，郭店楚简2500字的《老子》才是老聃的真经。

因此，今人见到的《周易》，其实是汉儒为绝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道勿使共进，而搞出的漏洞百出、残缺不全的《周易》，并致使文字发明之前全信息卦数字合一的《连山》和《归藏》最终失传，以达到其独尊汉儒版《周易》的卑鄙目的。因此，方法论的核心是抓住儒道斗争致使道术分离的逻辑主线，才不会落入汉儒《周易》设置的玄道陷阱之中，为汉儒制造的玄道欲盖弥彰所迷惑。

——香港乾坤國學院周易文化应用研究部专家研究员杨建鹏